“臣闻鄙语曰:‘见兔而顾犬,未为晚也;亡羊而补牢,未为迟也。’臣闻昔汤、武以百里昌,桀、纣以天下亡。今楚国虽小,绝长续短,犹以数千里,岂特百里哉?
“王独不见夫蜻蛉乎?六足四翼,飞翔乎天地之间,俛啄蚊虻而食之,仰承甘露而饮之,自以为无患,与人无争也。不知夫五尺童子,方将调饴胶丝,加己乎四仞之上,而下为蝼蚁食也。
夫蜻蛉其小者也,黄雀因是以。俯噣白粒,仰栖茂树,鼓翅奋翼。自以为无患,与人无争也;不知夫公子王孙,左挟弹,右摄丸,将加己乎十仞之上,以其类为招。昼游乎茂树,夕调乎酸咸,倏忽之间,坠于公子之手。
“夫雀其小者也,黄鹄因是以。游于江海,淹乎大沼,府噣鳝鲤,仰啮陵衡,奋其六翮,而凌清风,飘摇乎高翔,自以为无患,与人无争也。不知夫射者,方将修其碆卢,治其矰缴,将加己乎百仞之上。被礛磻,引微缴,折清风而抎矣。故昼游乎江河,夕调乎鼎鼐。
“夫黄鹄其小者也,蔡灵侯之事因是以。南游乎高陂,北陵乎巫山,饮茹溪流,食湘波之鱼,左抱幼妾,右拥嬖女,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,而不以国家为事。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宣王,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。
“蔡灵侯之事其小者也,君王之事因是以。左州侯,右夏侯,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,饭封禄之粟,而戴方府之金,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,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。不知夫穣侯方受命乎秦王,填黾塞之内,而投己乎黾塞之外。”
译文
我听俗语说:“看到兔子后,才想到呼唤猎犬捕捉。也不算太晚。在一些羊逃跑之后,立即去补修羊圈,也还不算太迟”。我过去听说汤王,武王。起初只有一百多里的地方,而能够兴盛起来;桀、纣有了天下,而免不了要灭亡。今楚国的地方虽然小,但是截长补短,一共算起来,还有好几千里,何止一百里呢?
大王您难道没看见蜻蜓么?六只脚,四只翼,在天地之间盘旋飞翔,俯身捉食蚊、虻,仰头承饮甘露,它自己以为没有灾难,与哪个也不相争了。可是没想到那五尺高的小孩子,正要调好黏糖,粘在丝绳上,加在它身上,将它从空中粘下来,给蚂蚁吃了。
蜻蜓的事还是其中的小事啊,黄雀也是这样。向
《战国策·楚策四》记载的这一段史实,讲述的是庄辛见到楚襄王,大胆直言,规劝襄王终日与幸臣为伍,淫逸奢靡,不顾国政,郢都必危。襄王不但不听庄辛的忠言劝告,反而恶语相向,庄辛预料楚国必亡,于是避祸于赵国。秦果然攻克鄢、郢、巫、上蔡、陈之地,襄王流亡藏匿在城阳,楚国几乎遭到亡国之祸。于是,楚王派人招回了庄辛。庄辛以由小而大,由物及人的比喻,层层深入地告诫楚襄王为王的道理。庄辛最终说服了楚襄王。楚襄王封庄辛为成陵君,并用庄辛之计重新收复了淮北之地。
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庄辛以浅显生动、寓含深刻的层层比喻,以及前喻后正的手法,告诫楚襄王不能只图享乐,而应励精图治,"以天下国家为
故古者圣王之为政,列德而尚贤,虽在农与工肆之人,有能则举之,高予之爵,重予之禄,任之以事,断予之令,曰:“爵位不高则民弗敬,蓄禄不厚则民不信,政令不断则民不畏”,举三者授之贤者,非为贤赐也,欲其事之成。故当是时,以德就列,以官服事,以劳殿赏,量功而分禄。故官无常贵,而民无终贱,有能则举之,无能则下之,举公义,辟私怨,此若言之谓也。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,授之政,天下平;禹举益于阴方之中,授之政,九州成;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,授之政,其谋得;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,授之政,西土服。故当是时,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,莫不敬惧而施,虽在农与工肆之人,莫不竞劝而尚意。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。故得士则谋不困,体不劳,名立而功业彰,而恶不生,则由得士也。”
是故子墨子言曰:“得意贤士不可不举,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。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,将不可以不尚贤。夫尚贤者,政之本也。”
凡治国之道,必先富民。民富则易治也,民贫则难治也。奚以知其然也?民富则安乡重家,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,敬上畏罪则易治也。民贫则危乡轻家,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,凌上犯禁则难治也。故治国常富,而乱国常贫。是以善为国者,必先富民,然后治之。
昔者,七十九代之君,法制不一,号令不同,然俱王天下者,何也?必国富而粟多也。夫富国多粟生于农,故先王贵之。凡为国之急者,必先禁末作文巧,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,民无所游食则必农。民事农则田垦,田垦则粟多,粟多则国富。国富者兵强,兵强者战胜,战胜者地广。是以先王知众民、强兵、广地、富国之必生于粟也,故禁末作,止奇巧,而利农事。今为末作奇巧者,一日作而五日食。农夫终岁之作,不足以自食也。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。舍本事而事末作,则田荒而国贫矣。
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,而上征暴急无时,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。耕耨者有时,而泽不必足,则民倍贷以取庸矣。秋籴以五,春粜以束,是又倍贷也。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,关市之租,府库之征粟十一,厮舆之事,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。夫以一民养四主,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,粟少而民无积也。
嵩山之东,河汝之间,蚤生而晚杀,五谷之所蕃孰也,四种而五获。中年亩二石,一夫为粟二百石。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,农夫以粥子者,上无术以均之也。故先王使农、士、商、工四民交能易作,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。是以民作一而得均。民作一则田垦,奸巧不生。田垦则粟多,粟多则国富。奸巧不生则民治。富而治,此王之道也。
不生粟之国亡,粟生而死者霸,粟生而不死者王。粟也者,民之所归也;粟也者,财之所归也;粟也者,地之所归也。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。故舜一徙成邑,二徙成都,参徙成国。舜非严刑罚重禁令,而民归之矣,去者必害,从者必利也。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,故天下之民归之。所谓兴利者,利农事也;所谓除害者,禁害农事也。农事胜则入粟多,入粟多则国富,国富则安乡重家,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、驱众移民,至于杀之,而民不恶也。此务粟之功也。上不利农则粟少,粟少则人贫,人贫则轻家,轻家则易去、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,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,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、守不必固矣。夫令不必行,禁不必止,战不必胜,守不必固,命之曰寄生之君。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。粟者,王之本事也,人主之大务,有人之涂,治国之道也。